这边厢,法兰西挟《拿破仑民法典》东征西讨,文韬武略,气焰万丈,对普鲁士仿佛形成了一边倒式的巨大法律文化优势。面对强敌,蒂博主张时不我待,当以举国之力,不仅制定出一部经天纬地的民法典,于席天幕地中铺展市民生活,而且,服务于德意志的建国统一大业。那边厢,萨维尼反唇相讥,指认时机未到,条件不足,盖因较诸法语,“一般而言,德语不是一种适合表述法律的语言,尤其不适合用来进行立法”。虽说情愫如一,而着眼与立论,却参差若此,以至笔仗连连,端的是英雄所见不同。他们吐沫星子横飞不打紧,倒是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如今读来浮想联翩之佳构,啧啧。

   倏忽间,斗转星移,百年飞逝。1900年,又一个世纪之交,历经四代人的卧薪尝胆,惨淡修持,德意志向世界奉出《德国民法典》。其以凝炼宏阔的抽象-概括式表达、“一般性条款”与“概念的金字塔”(Begriffspyramide),构筑起堪称完美的私法体系,允为世界史上的立法典范。实际上,时至今日,虽说举世法典多如牛毛,法典化浪潮曾经一浪高过一浪,却再也无出其右者也。

   追根究源,当年普鲁士学人的语言自虐,源自文化自卑,是那个年代德法文化差距和“东西文明冲突”的必然结果。直要穷则思变,迎头赶上。抑或,后来居上,才能信心复归,怡怡然也,施施然也。否则,进入同化轨道,变了身份,改了心性,也行。可历史早已表明,德法列强,都不是这号货色。如此这般,才有这各美其美,大千人世,平添多少斑斓。

   此间差距,其来有自。早在1750年,伏尔泰到普鲁士谒见菲特烈大帝,如其所述,“感到就像在法国一样,这里的人只讲我们的话,德语只是用来对士兵和对马匹说的!”传言菲特烈大帝本人就曾说过:“我和我的朋辈讲法语,和我的下属讲英语,和我的马匹讲德语。”事实上,这位君主1780年发表《论德意志文学》,指责德语“在可理解地表示最精确、最有力、最灿烂的思想上是不完美的”,以致约翰·卡尔·默森——当时最为著名的启蒙倡导者,不禁喟言,“我们的语言也许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一个对象”。更早一些,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(1500-1558)也曾说过:“我和我的马匹说德语,和上帝说西班牙语,和我的朋友说法语,和我的情人说意大利语。”

   德国人一使上蛮劲,事情就变了。这不,后来居上,统一的德意志制定出这部冠盖全球的民法典,而同以德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奥匈帝国,横跨欧洲,亦且气焰汹汹。于是,水涨船高,德语变成了优等文明的象征。话说,1910年年底,欧洲最为古老的大学,捷克的布拉格大学校长,便不遗余力推行德意志文化,孜孜于废止捷克的文明,为此一波的日耳曼文明洗礼张本。据说,他买了明信片后又气急败坏地退掉,就因为上面同时印着捷克文和德文,而他只要印着德文的明信片,如果遭到拒绝,就会大声呵斥。首席学府的校长如此,则自贻伊戚,那叫作捷克语的方言及其承载的文化之复兴,伊于胡底矣!茫茫人海,何处归帆,身处帝国体系中的弱势,其心绪、其情境,固不难想见。

   是啊,不但德语和捷克语,当年法语统治欧洲,英语是佣人和仆役的语言呢,哪里如今天这般,满世界都讲大西洋岛民的方言,英语红利在帝国坍塌后继续一股飘红,给了多少人饭碗,又为多少秕糠的尊严加冕。朋友,不奇怪,大英帝国及其美洲新帝国递次崛起,风水轮流转,这才上演了一出法语衰落,英语递补,摇身一变成为世界语的大戏嘛。当今法兰西,别看以母语为傲,连巴黎的出租车司机也每每以英文愤怒回答,Me don’t speak English,但实际情形却是,若果年轻人讲一口流利英文,不仅时髦,更是有文化有面子的象征,你说,有什么辙。

   整整百年之前,新文化运动之际,类如钱玄同先生,面对山河破碎、斯文零落,疾呼废止汉字、改用拼音,而引出了赵元任先生那篇著名的《石室施氏食狮史》。在《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》中,钱先生提出了其“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”之道:“欲使中国不亡,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,必以废孔学、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,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,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。”晚年因倭寇侵凌,满腔孤愤,抑郁难语,“魂忽忽若有之,出不知其所往”。至于瞿秋白、鲁迅二位,犹有过之。据说,一个指“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”。另一个喟言,“汉字不灭,中国必亡”。逮至1980年代,信息革命发生,电脑开始纵横世界,又有人痛心疾首,指认汉字误国,不仅不适合电子时代,而且,直是华夏文明衰败之罪魁也。其实,连篇累牍,重复的还是“五四”先贤的旧话,扮扮遗老遗少。及至五笔输入法诞生,汉字输入不成问题,速度上甚至尤较拼音文字为快,舆论遂转为中国文明优越论,简直一个后现代快闪。

   当今中国,大中小学,莘莘学子花在学习外文,其中主要是英文上的时间精力,远远超迈母语。几十年下来,现今部分大学毕业生无法用母语撰写一封通顺无讹信件,居然成了普遍现象,你说怪吗?也不怪；你说不怪吗?朋友,怪,太怪了!

   英国传教士John Fryer(1839-1920),清末曾在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处任职,就曾指认,甲午战争中清军落败,说明这个国家迟早要完,“看看中国语言和文学的衰落就知道,覆灭是不可抗拒的。适者生存,英语迟早会成为这个帝国的语言”。

   日前接到通知,某君华北某城组织研讨会,邀请中外学人共商大计,规定英语为唯一大会语言,并且声言“中文表达能力有限,讲不清楚”。

——的确,他老兄的中文不成句子,且口音甚重,既讲不清楚,也让人听不清楚。

   夜里,一点刚过,助理护士罗素小姐发现,爱因斯坦睡梦中呼吸困难。她想请医生来,便向房门走去,但听到爱因斯坦用德语说了几句话。护士没听懂,便走近床前。就在这一瞬间——一点二十五分——爱因斯坦与世长辞了。

   这段描述,出自一部俄罗斯学者撰著的爱因斯坦传记,抄录于此,誌念母语之为伟大的自我申说,也是自我存在的本身这一生命奇迹,并向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致意,更向五彩缤纷、意态万千的生命致意。